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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小川:个人住房加杠杆的逻辑是对的
发布时间:2016-02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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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周小川: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 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对

 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,还要不断观察、适时动态调整。同时,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,实行减税政策,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。

  2月26日,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央行上海总部举行记者会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为您现场报道。

  人民银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文件显示,在宏观政策方面,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,确保信贷合理增长,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。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,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,还要不断观察、适时动态调整。对于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,目前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。中国正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,逐步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。同时,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,实行减税政策,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。中国政府还将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,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、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三者间的关系,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。

  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,央行表示,在改革方向明确的前提下,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还要讲究世时机和条件,把握合适的时间窗口。由于合适的时间窗口并不总是存在,改革不可避免会呈现出一种有快有慢的局面,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改革或该表了改革的方向。央行认为,从基本面,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。中长期来看供求关系等规律性因素还是会发挥主导作用,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将反映经济基本面。

  对于外汇储备下滑问题,周小川在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,外汇储备不像石油,有点像水库,上游不断进来,下游不断出去。

  过去若干年分成两个阶段,90年代外汇比较多,2002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,一度觉得增长过快,积累过多。国际上也把这种担心也写到G20文件里。过多也应该有所减少,到一定阶段会有拐点。应该说,资本流动多数情况是正常的。也理解社会上觉得外汇储备下降过快了些。什么水平比较合适?可能有各种学术的观点。过去多少年,大家都说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最好是支持三个月的进口支付。这个说法现在也不流行了。现在大家可以参考一种说法:国际国币基金对合适规模的观点。但恐怕现在很难说有固定观点占主导优势,我这个就是最合适的。保持我们国家的对外支付能力,目前没有太值得担心的地方。如果从政策上来讲为了保持外汇储备保持合理书评,宏观经济政策要正确。最近供给侧改革给宏观经济的健康性很重要,这里面也包含汇率政策相对要正确。最后大家也要关注国际的各种变动,会引起资本流动的变化,特别是新兴市场。这也是大家需要积极协调,减少溢出效益。

  对于资本外流问题,周小川表示:宏观经济政策最主要还是经济健康。国际市场波动会也影响国内信心。如果能够把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弄得更有说服力,对结构性改革更有信心,资本流动出现一时的波动,就会逐渐回归理性。国内国币政策方面,作为经济大国,更重要还是考虑整个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。不会是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资本流动来制定我们的宏观政策体系。国内的经济分量大。我们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,在利率、货币政策数量的考虑,主要还是要使国内经济更健康发展。经济发展转向新增长模式,更加健康、可持续结构更加优化。一个因素,货币政策从过去比较偏重数量型调控,逐渐转向价格调控。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同时,利率信息要比较清晰,也不要有过大的偏离,逐渐走向利率走廊。目前还处在这个过程中,大家开始习惯这种变化。过去以来基本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中间值,现在更多是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走廊的中间值。

  对于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,周小川表示,随着多种货币重要性的权重变化,一篮子货币的重要性越来越大。在一篮子货币里面,美元依然是最重要的货币。三种主要人民币汇率指数,美元都还是主导型作用。不排除欧元、日元、英镑,甚至包括新兴市场,也有一定权重。因此,一篮子和参照美元的关系,一篮子权重最大的还是美元。

  对于如何应对债务问题,周小川表示,债务问题,中国政府和央行高度关注。经过比较,中国债务占GDP比重是偏高的,同时,还在继续增长。是不是有一个标尺,超过哪就有问题。经过研究,没有很明确的规律。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加强警惕。每个国家为什么不一样,中国的特点,内部讨论,有三个因素是特别需要关注的:

  第一,中国储蓄率高,接近50%。政府、居民和企业中,最高是居民,其次是企业。储蓄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10%+,有些甚至个位数。这么多储蓄如果是自愿的,就会谋求使用出去。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,资本市场还在发育过程,大量资金走银行系统,还有债券,这部分金融没把储蓄变为债务,这样债务就会高一些。

  第二,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,特别是股票市场,如果发育比较成熟,有很多资金从股本融资变成企业股权,债务就会少一些。这是金融基本原理。中国也有强烈愿望,是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。但是也不能拔苗助长,有一个自然程航的过程。债权融资渠道相当大,所以债务占GDP比重高。

  第三个,中国是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。过去比较穷困,人均财富少,没有过多积累。一些发达国家经过积累,转化为投资不需要借钱,中国白手起家,底子太薄,现在大家办企业、投资,机会好,就只能靠借钱。慢慢随着个人、企业财富的积累,靠借债会慢慢降低。

  一方面,要警惕过高负债率的问题,同时,也要审慎分析自己的国情,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种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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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全球货币政策背离问题

  周小川表示,全球经济也包括中国经济处在不断变化中,政策的出台,一方面应该精心设计,最好能考虑到任何因素。从金融市场的角度,最重要是价格,外汇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。要防止泡沫的出现和积累,如果严重偏离正常水平,就必然有调整压力。金融市场各个市场板块是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,政策调整和变动,实现考虑读其他市场产生的影响,和相互影响的共振。对其他国家产出溢出效益,除了国内意外,国外的也要考虑。但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提前预见。关键还是经济基本面,如果经济整体是健康的,可持续的,一些小的金融市场的波动,有时候是比较过冲,反应比较激烈,经济面是好的,经过短期波动,会回归正常。

  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问题,周小川表示,在各个国家执行要参照具体的体制、法律。宏观审慎调控不一定就要有监管体制改革,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。监管体制有可能不令人满意,或者有些缺陷会导致有些问题的突发、潜在的发展。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。国际上没有完全一致的模式。我们国家的体制,在危机中表现出一些不满意的地方。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,我们也有一些反思。要做出调整的压力,目前正在研究之中。研究过程中,一个因素,新的体制,是不是有利于宏观审慎体制框架的有效执行,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。现在还不到给大家讲具体内容的时机。

  对于欧美日负利率和美元加息问题,周小川表示,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水平提高,大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增强。影响资本流动,有套利交易。每个国家仍旧是为自己的经济制定货币政策。因此要加强沟通。至少要通气。金融安全的问题,是危机传导,不是货币政策。危机传导,国际上,特别是G20提出这么几个方面。

  第一,要处理好太大而不能倒,系统重要性银行等问题。防止这些机构跨国之间的冲突。

  第二,监管体系的跨国合作和标准,不能除了问题相互传导。

  第三,跨国处置,公平问题怎么处理,要有一些事先的准备。

  最后,G20也有一个意见,大家不一定注意的,要求考虑存款保险的核心原则。金融机构除了问题,什么叫安全网,如果有存款保险,把局部问题能够给圈住,不让它迅速扩散防止相互冲击和传染。

  特别是欧元区,对于存款保险做了重要的改革。这些内容构成了,涉及危机传导,需要考虑建设安全体系,但还需要大家进一步努力。

  有记者问到:中国货币政策。过度依赖货币政策,有什么后遗症。怎么算是合理适度的?

  周小川表示:国际货币基金两年前就讨论了这个问题。会有不同意见。危机出来之后,大家要加紧应对。复苏没有力量,要想办法,复苏的政策能够尽快出台。分类上,考虑三种方面政策:货币、财政和机构性政策。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比较大,各个国家的体系,有央行,货币政策委员会,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。财政政策相对也比较灵活。但各国不一样,有些国家赤字已经过高,那空间就比较小。此外,一般程序需要国会批准,有时候有争论,一时批不下来。结构性政策优势中期才见效,但是等不及。发烧感冒,希望先把烧降下来。有些结构性政策,包括劳动、医疗等,创新等,有些政策还比较痛苦,特别是像劳动力市场,不那么顺利。这样导致货币政策效果比较快一点。

  货币政策在危机上做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,甚至加快度过危机,加快复苏。任何事情,用着别的也要跟上。特别运用货币政策,效益可能递减。最近两三年,一轮比较多,货币政策用得很多了,要悠着点。不要过高寄予期望,还要使用另外两项政策。宏观经济政策,任何都有正反两面效果。工具少,目标多。需要平衡好。

 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周小川表示,中国在建立社会征信体系,将来会有更好的信用评价。既有官方,又有民间的系统。另外,金融机构也都在这方面加大力度。主要是完善数据,特别是依赖大数据技术。对于大部分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,提供信息和评估。有利于资金提供给更普通的中低收入的个人,以及向中小企业、小微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同时也是增强社会基本行为准则、纪律,使诚实守信更加发展。

  记者会最后一个问题是:最近有下调了二套房购房比例,一月信贷新增也很大,很多人认为是在加杠杆。经济下行压力之下,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?

  周小川表示,首先,这个逻辑是对的。后面还有几个考虑

  第一,20年以来,从没有自己住房,后来开始有自己的住房,起步是很晚的,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自己的房子。本来住房贷款应该是大力发展的阶段。还有农民进城,现在也需要租房子或买房子。这个快速发展是不是风险很大?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相对偏低。很对国家住房贷款占总贷款40%、50%,中国是10%+,银行也觉得这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产品,所有有发展的机会。房地产市场有时候冷,有时候热,需要逆周期调节。过去定30%,现在适度下调,审慎度还是够的,坏账率是明显小于企业,给开发商的贷款。这还是银行比较偏爱。

  再有,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的监管框架下,我们的观点,将来更加加强对银行整体健康程度的考核,让银行有更大的自主权,对客户有自己的灵动性,决定条件和价格等。监管部门同时对银行进行监管。银行总体的质量,由监管部门更加综合平衡监管,这是更具有灵活性和有效的监管体系。

  过去,市场因为波动,可能就由央行和监管部门直接规定的事多。缺点就是灵活性不够,各个省情况,大中小城市不一样,银行要是没有一点灵活性,都是北京定的,也有缺点。现在转向对金融机构的整体审慎性监管,同时,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有一定裁量权。总体来讲,不会影响整个的风险可控的程度。

  回到宏观来说,如果中国想控制杠杆率,关键还是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。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问题。从总量上讲,不是家庭部门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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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:21世纪经济报道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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